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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依法治国应该处理好的重大关系
2018-09-12 11:41:05   来源: 盐津县委党校   作者: 罗晓明

  全面依法治国就是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它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一项长期工作又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中尤其要注意处理好几个重大关系。

  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从加强党的领导方面来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首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从戊戌变法到《钦定宪法大纲》,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到《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旧中国虽然搞过八部宪法,还有几个修正案,但这些都没有成功给国民带来真正的民主和法治,新中国成立后,自颁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制定第一部宪法开始,慢慢的确立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法制原则和思想,不断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使我国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生态文明等方面基本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才能把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其次,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社会主义法治的积极倡导、完善推动、坚定维护,首要和根本的在于党的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社会主义法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领导。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正确阐述或传输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把党的意志上升为法律即制定宪法和法律,带头和带领人民遵守宪法和法律,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及合法方式监督和保障法律的施行。最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已经明确载入了宪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首先以宪治国,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从推进依法治国方面来看,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依靠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首先,坚持党的领导要求党必须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是践行宪法法律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对党治国理政的最基本要求。我国的宪法和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有机统一。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仅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且和我们党的宗旨也是相一致的。其次,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要求党必须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实践证明,党越是按照党内法规办事,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就越能得到提高,党的执政地位就越能得到有力的保障。最后,依法治国是党的领导的重要内容。依法执政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一道,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党的领导的具体体现,也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论断。坚持依法执政,要求必须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保证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办事,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法制建设的状况和立法、执法水平直接关系和体现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总之,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法与道德都是调节社会关系以及行为的规范,但各有其独特的地位和功能。法是由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是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荣誉与耻辱等观念、原则的总和,是用于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法律带有权威性和强制性,依法办事,避免随意性和任意性,能保证国家社会生活的有序进行和人民的合法权益;道德依靠社会舆论、人的价值判断及人的良知和传统习惯来维系,虽没有法律那样的强制性,但在社会生活中也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我们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法律是成文的道德。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引领、促进和保障作用。法律通过它规定的内容和方向,旗帜鲜明地表明支持什么、鼓励什么、反对什么、禁止什么,这本身就是对道德价值的彰显。法律的规定,不仅是禁止什么反对什么,同时也通过政策、措施、法律后果等推动和促进人们的行为走向。法律还通过设定法律责任来保障已经法律化了的道德规范为全民所遵守。道德是内心的法律。再多再好的法律,必须转化为人们内心自觉才能真正为人们所遵行。没有道德滋养,法治文化就缺乏源头活水,法律实施就缺乏坚实社会基础。如果一个执法者缺乏基本的道德素养,没有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其内心就不会敬法、守法,执法就会变成以权谋私的权力滥用,背离社会主义的法治的宗旨。

  法治与改革的关系。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全面深化改革”以及“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治国方略以来,改革与法治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两大主题。但改革与法治在思维倾向上存在着矛盾。改革是对现行制度与法律的改变,而法治则要求尊重现行的法律制度的权威。法治具有天然的保守性,其思维走向是要捍卫制度的基本稳定和法律规范的起码安全。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保守倾向与改革的创新思维指向之间存在着冲突。严格绝对地根据法律思维就不会产生改革的问题,然而,不改革社会就难以发展。因此,中央提出用法治方式凝聚改革共识正是为了破解这一矛盾,这意味着,在未来社会发展或制定改革措施的顶层设计中,法治应该成为维护稳定秩序的基本手段,所有的改革都应该考虑到法治的存在,要充分运用法治方式。当然,在法治中国建设过程中,改革还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基本推手。我们现在既需要改革也需要法治,既需要通过改革来实现法治,也需要用法治巩固改革成果。要坚决避免认为改革不必受法律束,以违法甚至违宪形式推行改革的这种做法,我们应当用法律赋予改革的正当性并使改革有法可依,应当落实人大制度下的违宪审查制度。同时,也不宜简单地用立法方法化解改革与法治的关系,认为用立法方法改变过时的法律就是改革,这种方法是用废除、创立、修改、解释等方式来完成改革的目标,这样不利于凝聚改革的共识,只有重大的事项才适用于此种方法。

  法治与效率的关系。现在还有人将法治与工作效率对立起来,认为法治化的实现可能牺牲短期的效率, 而追求最大化的效率可能以破坏法治为代价,认为法治影响工作效率,梱绑了人们的手脚。有的甚至说,“要依法无法完成任务,要完成工作任务就无法依法”。有的认为,“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不出事就是有本事”,办事压根儿就没有法治观念。实行法治当然需要成本,包括时间成本,但法治是最为有效的治理方法。我们用人治的方式有时也能解决和处理一些问题,但它只能解决一地和一时的问题,无法解决全局性和长远性问题。法治不仅不会影响效率,而且中外的历史都表明,法治是人类最文明和最有效的治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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